记忆总跟一些事和一些人相连。过年的记忆不知怎么搞的却常跟美食相关。比如想起童年时代的过年，眼前就会浮起一只大猪头，腌过的，肥的地方雪白雪白，瘦的地方则红艳艳，无论肥瘦，都鲜香无比。那是过年时由外婆专事用来祭祀祖宗的，往往整个地放在一只很高很大的砂锅内炖熟，然后再拆骨。外婆拆骨是我们姐弟四个的狂欢时刻。我们将外婆和猪头团团围住。外婆一面卸下那些硕大的骨，一面就会撕下一些鸡零狗碎的肉，如同喂养着一窝雏鸟般填入我们的嘴里。骨拆完了，猪头其实也就剩下了一张脸了，供给祖宗，想必祖宗看见我们那几张满足的面孔，也是会很愉快的。
忽然就想起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次过年了。我已经长大到可以分管家中的年货采购事宜。年三十，母亲交给我2张油票，说是过年了，应该做点春卷给大家解解馋了，去打一斤油来罢。那年月物质匮乏，柴米油盐几乎样样都计划供应，一个人一个月也就几两油吧。但我出门却就将那2个人头的油票弄丢了。我记得我拎着空瓶子在马路上找了一个多小时。我的眼前只剩下了那两小片油票，就手指盖那么大的纸，那是我们过年的油，可以用来很奢侈地炸春卷的。我孜孜不倦地希望找到它们。就那一小段路，我低着脑袋睁大了近视眼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遍，直到担心着我何以久不归家的母亲站到了我的面前。那一年过年我们家真的就没炸成春卷，我成了全家的罪人。
如今还有谁把过年的春卷当回事啊？物质的富足造就了千千万美食家，食不厌精烩不厌细成了一门文化，而在餐桌上求新求异也成了时尚。前几年过年，一年一个花样地流行着粤菜川菜广帮本帮，连足以臭出三里路外的宁波“霉千张”，也公然上了星级宾馆的预订年夜饭菜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前年过年的某一天，腰包很鼓的一位朋友，花大价钱请我吃过一样东西——那是一个个的白色鹅卵石，我们在乡下的河滩上可以随手捡到的，上面包了一层想必是蛋清和奶油之类的糊状物，油里炸过，在金饰的碟中排得很齐地端了上来。石头嘛，当然是咬不得的，让你品尝的，只是那层壳。我到现在也没琢磨明白此样美食创意何在，像是面对着一局永远解不开的象棋残局，所以牢牢印于脑海，构成了一种异样的抹不去的回忆。
将过年的春卷当那么一回事的人，有倒还是有——我在美国的女儿，但凡到了中国的春节，是一定要做点春卷，逼着她那两个满口英文的儿女吃下去的。在她，在同是中国种的女婿，做春卷是聊慰乡思的过年内容，但在那两个下一代的“香蕉人”，也就只能激起偶尔尝鲜的兴致而已了。我见过那两位娃娃是如何吃春卷的。他们只吃那用油炸透了的、与肯德基之皮类似的春卷皮，然后将里面包裹着的纯中国式的白菜香菇肉丝粉丝统统废于餐盘。我不知在女儿女婿的长期坚持下，下一代的“永远不变的中国的脸”们，会不会在潜移默化中搞清楚元旦与中国农历年的区别，也将童年时毕竟吃过的春卷，化为他们的美食回忆。
过年的美食回忆，承载着拌和着的，其实不仅仅是逝去的历史记忆呢。
